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争臣论

唐代: 韩愈

  或问谏议大夫阳城于愈,可以为有道之士乎哉?学广而闻多,不求闻于人也。行古人之道,居于晋之鄙。晋之鄙人,熏其德而善良者几千人。大臣闻而荐之,天子以为谏议大夫。人皆以为华,阳子不色喜。居于位五年矣,视其德,如在野,彼岂以富贵移易其心哉?

  愈应之曰:是《易》所谓恒其德贞,而夫子凶者也。恶得为有道之士乎哉?在《易·蛊》之“上九”云:“不事王侯,高尚其事。”《蹇》之“六二”则曰:“王臣蹇蹇,匪躬之故。”夫亦以所居之时不一,而所蹈之德不同也。若《蛊》之“上九”,居无用之地,而致匪躬之节;以《蹇》之“六二”,在王臣之位,而高不事之心,则冒进之患生,旷官之刺兴。志不可则,而尤不终无也。今阳子在位,不为不久矣;闻天下之得失,不为不熟矣;天子待之,不为不加矣。而未尝一言及于政。视政之得失,若越人视秦人之肥瘠,忽焉不加喜戚于其心。问其官,则曰谏议也;问其禄,则曰下大夫之秩秩也;问其政,则曰我不知也。有道之士,固如是乎哉?且吾闻之:有官守者,不得其职则去;有言责者,不得其言则去。今阳子以为得其言乎哉?得其言而不言,与不得其言而不去,无一可者也。阳子将为禄仕乎?古之人有云:“仕不为贫,而有时乎为贫。”谓禄仕者也。宜乎辞尊而居卑,辞富而居贫,若抱关击柝者可也。盖孔子尝为委吏矣,尝为乘田矣,亦不敢旷其职,必曰“会计当而已矣”,必曰“牛羊遂而已矣”。若阳子之秩禄,不为卑且贫,章章明矣,而如此,其可乎哉?

  或曰:否,非若此也。夫阳子恶讪上者,恶为人臣招其君之过而以为名者。故虽谏且议,使人不得而知焉。《书》曰:“尔有嘉谟嘉猷,则人告尔后于内,尔乃顺之于外,曰:斯谟斯猷,惟我后之德”若阳子之用心,亦若此者。愈应之曰:若阳子之用心如此,滋所谓惑者矣。入则谏其君,出不使人知者,大臣宰相者之事,非阳子之所宜行也。夫阳子,本以布衣隐于蓬蒿之下,主上嘉其行谊,擢在此位,官以谏为名,诚宜有以奉其职,使四方后代,知朝廷有直言骨鲠之臣,天子有不僭赏、从谏如流之美。庶岩穴之士,闻而慕之,束带结发,愿进于阙下,而伸其辞说,致吾君于尧舜,熙鸿号于无穷也。若《书》所谓,则大臣宰相之事,非阳子之所宜行也。且阳子之心,将使君人者恶闻其过乎?是启之也。

  或曰:阳子之不求闻而人闻之,不求用而君用之。不得已而起。守其道而不变,何子过之深也?愈曰:自古圣人贤士,皆非有求于闻用也。闵其时之不平,人之不义,得其道。不敢独善其身,而必以兼济天下也。孜孜矻矻,死而后已。故禹过家门不入,孔席不暇暖,而墨突不得黔。彼二圣一贤者,岂不知自安佚之为乐哉诚畏天命而悲人穷也。夫天授人以贤圣才能,岂使自有余而已,诚欲以补其不足者也。耳目之于身也,耳司闻而目司见,听其是非,视其险易,然后身得安焉。圣贤者,时人之耳目也;时人者,圣贤之身也。且阳子之不贤,则将役于贤以奉其上矣;若果贤,则固畏天命而闵人穷也。恶得以自暇逸乎哉?

  或曰:吾闻君子不欲加诸人,而恶讦以为直者。若吾子之论,直则直矣,无乃伤于德而费于辞乎?好尽言以招人过,国武子之所以见杀于齐也,吾子其亦闻乎?愈曰:君子居其位,则思死其官。未得位,则思修其辞以明其道。我将以明道也,非以为直而加入也。且国武子不能得善人,而好尽言于乱国,是以见杀。《传》曰:“惟善人能受尽言。”谓其闻而能改之也。子告我曰:“阳子可以为有之士也。”今虽不能及已,阳子将不得为善人乎哉?

  或问谏议大夫阳城于愈,可以为有道之士乎哉?学广而闻多,不求闻于人也。行古人之道,居于晋之鄙。晋之鄙人,熏其德而善良者几千人。大臣闻而荐之,天子以为谏议大夫。人皆以为华,阳子不色喜。居于位五年矣,视其德,如在野,彼岂以富贵移易其心哉?
  有人问我:谏议大夫阳城,可以算做有道德的士人吗?他学识渊博,广见多闻,又不希望人们知道他的名声。他履行古人的道德准则,住在晋地的边境。晋地边境的人受到他的道德熏陶而修行善良的有几千人之众。大臣听说后就推荐他,皇帝任用他为谏议大夫。人们都认为这是很荣耀的,而阳先生却没有欣喜的表情。他担任这个职务已经五年了,看他的品德好像与隐居在野时一样,他哪里会因富贵而改变自己的心志呢?

  愈应之曰:是《易》所谓恒其德贞,而夫子凶者也。恶得为有道之士乎哉?在《易·蛊》之“上九”云:“不事王侯,高尚其事。”《蹇》之“六二”则曰:“王臣蹇蹇,匪躬之故。”夫亦以所居之时不一,而所蹈之德不同也。若《蛊》之“上九”,居无用之地,而致匪躬之节;以《蹇》之“六二”,在王臣之位,而高不事之心,则冒进之患生,旷官之刺兴。志不可则,而尤不终无也。今阳子在位,不为不久矣;闻天下之得失,不为不熟矣;天子待之,不为不加矣。而未尝一言及于政。视政之得失,若越人视秦人之肥瘠,忽焉不加喜戚于其心。问其官,则曰谏议也;问其禄,则曰下大夫之秩秩也;问其政,则曰我不知也。有道之士,固如是乎哉?且吾闻之:有官守者,不得其职则去;有言责者,不得其言则去。今阳子以为得其言乎哉?得其言而不言,与不得其言而不去,无一可者也。阳子将为禄仕乎?古之人有云:“仕不为贫,而有时乎为贫。”谓禄仕者也。宜乎辞尊而居卑,辞富而居贫,若抱关击柝者可也。盖孔子尝为委吏矣,尝为乘田矣,亦不敢旷其职,必曰“会计当而已矣”,必曰“牛羊遂而已矣”。若阳子之秩禄,不为卑且贫,章章明矣,而如此,其可乎哉?
  我回答说:这就是《易经》里所说的,长期保持着一种德操而不能因事制宜,这对士大夫来说是有危害的。哪里算得上有道德的人呢?《易经·蛊卦》的“上九”中说:“不愿侍奉王侯,只求自己的节操高尚。”《易经·蹇卦》的“六二”爻辞中又这么说:“做臣子的不避艰难去直言进谏尽忠于君主,是由于他不顾自身的缘故。”那不就是因为所处的时间场合不一样,所实践的准则也不同吗?就像《蛊卦》的“上九”爻说的那样,处于没被任用的地位,却去表示奋不顾身的节操;再如《蹇卦》的“六二”爻说的,处在君王之臣的职位,却把不侍奉王侯的节操当作高尚,那么冒求仕进的祸患便会产生,玩忽职守的指责也会兴起。此种志向不当效法,而且最后将不可避免地获得罪过啊。现在阳先生担任职位的时间,不能算是不长久了;了解国家的政治措施的正确与失误,不能算是不熟悉了;皇帝对待他,不能说不重视。然而他未曾说过一句关系到国家政治的话。看待朝政的得失,就好像越国人看秦国人的胖瘦一样毫不在意,他心中没有喜悦和忧愁的波动。问他担任什么官职,就说是谏议大夫啊;问他有多少俸禄,就说是下大夫的品级啊;问他朝政情况,就回答说我不知道。有道德的人,原来是这样的吗?况且我听说:有官位职守的人,不能称职就该离去;有进言任务的人,不能提出有益的意见就辞去。现在阳先生认为提出了自己的建议批评没有呢?能够提出批评而不提,和不能提出自己的建议批评而不离去,这两种态度没有一种是对的啊。阳先生是为了俸禄而做官的吗?古人说过:“做官不是因为家贫,但有时是因为贫困的。”指的是那些为俸禄而做官的人。应该辞去高位而担任低下的职务,放弃富贵而安于贫贱生活,当个守门、巡夜之类的差使就可以了。孔子曾经做过管理粮仓的小吏,又曾做过管理畜牧的贱职,也不敢旷废他的职守,总是说“一定做到会计准确无误才算完成任务”,总是说“牛羊顺利成长才行”。像阳先生的品级俸禄,不算低下和微薄,那是明明白白的了,可是他的行事却是这个样子,难道可以吗?

  或曰:否,非若此也。夫阳子恶讪上者,恶为人臣招其君之过而以为名者。故虽谏且议,使人不得而知焉。《书》曰:“尔有嘉谟嘉猷,则人告尔后于内,尔乃顺之于外,曰:斯谟斯猷,惟我后之德”若阳子之用心,亦若此者。愈应之曰:若阳子之用心如此,滋所谓惑者矣。入则谏其君,出不使人知者,大臣宰相者之事,非阳子之所宜行也。夫阳子,本以布衣隐于蓬蒿之下,主上嘉其行谊,擢在此位,官以谏为名,诚宜有以奉其职,使四方后代,知朝廷有直言骨鲠之臣,天子有不僭赏、从谏如流之美。庶岩穴之士,闻而慕之,束带结发,愿进于阙下,而伸其辞说,致吾君于尧舜,熙鸿号于无穷也。若《书》所谓,则大臣宰相之事,非阳子之所宜行也。且阳子之心,将使君人者恶闻其过乎?是启之也。
  有人说:不,不是这样的。阳先生是憎恶诽谤皇上的人,厌恶那些作为臣下却通过公开揭发他的君主的过失而出名的人。所以,他虽然向皇帝提了意见和建议,却不让别人知道。《尚书》中说:“你有好的计策和谋略,就去告诉你的君主,你到外面就和大家说:这个计策智谋是我们君主出的。”阳先生的用意也是像这样的。韩愈回答说:假如阳先生的用心是这样的,那他可谓更糊涂了。进去为君主献策,出来又不使别人知道,这是大臣宰相的做法,不是阳先生所应该做的啊。那阳先生,本来以平民身份,隐居在草野之间,皇上赏识他的品行道义,提拔他担任这个职位,官为谏议大夫,他实在应该做出成绩来,奉行自己的职守,使全国各地和子孙后代知道朝廷有直言不讳、刚正不屈的臣子,君主有不滥赏和从谏如流的美名。这就可能使山野间的隐士听到了而对此产生羡慕之心,束好腰带,挽起发髻,愿意进身到宫门之下陈述他们的言论,使我们的君主成为尧舜那样的圣君,使他们伟大的名声流传千古。像《尚书》所说的,那是大臣宰相的事,不是阳先生所应该做的啊。况且阳先生的想法,将会使君主厌恶听到自己的过失吧?这就是在这方面启发君主啊。

  或曰:阳子之不求闻而人闻之,不求用而君用之。不得已而起。守其道而不变,何子过之深也?愈曰:自古圣人贤士,皆非有求于闻用也。闵其时之不平,人之不义,得其道。不敢独善其身,而必以兼济天下也。孜孜矻矻,死而后已。故禹过家门不入,孔席不暇暖,而墨突不得黔。彼二圣一贤者,岂不知自安佚之为乐哉诚畏天命而悲人穷也。夫天授人以贤圣才能,岂使自有余而已,诚欲以补其不足者也。耳目之于身也,耳司闻而目司见,听其是非,视其险易,然后身得安焉。圣贤者,时人之耳目也;时人者,圣贤之身也。且阳子之不贤,则将役于贤以奉其上矣;若果贤,则固畏天命而闵人穷也。恶得以自暇逸乎哉?
  有人说:阳先生不求出名而别人都知道他,不求任用而君主任用了他。他不得已才出来做官,保持着一贯的操行准则而不改变,为什么您对他责备得如此苛刻呢?韩愈说:自古以来的圣人贤士,都不是由于追求名望而被任用的,他们怜悯自己所处的时代动荡,民生不安定,有了道德和学问之后,不敢独善其身,一定要经世致用,普济天下。勤恳努力,终身不懈,到死才罢休。所以大禹在治理洪水的过程中,三次经过自己的家门也不进去看一下,孔子周游列国时,连坐席也来不及坐暖就又出门了,而墨翟从不安居一地,所住之处灶上烟囱不及熏黑,就离家了。那两位圣人和一位贤人,难道不懂得自己过安逸生活的快乐吗?实在是敬畏上天的旨意,而且怜悯人民的穷困啊。上天将圣贤的德才和能力授予这些人,哪里只是让他们自己有余就算了,实在是想通过他们来补充别人的不足。耳目对人来说,耳管听,眼管看,听清是非,看明安危,然后身体才能安全。圣人贤人,是世人的耳目;世人,是圣贤的身体。再说阳先生要不是贤人,那就应该被贤人所遣使来侍奉他的君主;如果确实是贤人,本当敬畏上天的意旨,而怜悯百姓的穷困。怎么能够只顾自己的闲适安逸呢?

  或曰:吾闻君子不欲加诸人,而恶讦以为直者。若吾子之论,直则直矣,无乃伤于德而费于辞乎?好尽言以招人过,国武子之所以见杀于齐也,吾子其亦闻乎?愈曰:君子居其位,则思死其官。未得位,则思修其辞以明其道。我将以明道也,非以为直而加入也。且国武子不能得善人,而好尽言于乱国,是以见杀。《传》曰:“惟善人能受尽言。”谓其闻而能改之也。子告我曰:“阳子可以为有之士也。”今虽不能及已,阳子将不得为善人乎哉?
  有人说:我听说君子不想把自己的意见强加于人,并且憎恶那种把攻击别人当做正直的人。像您的议论,直率是够直率的了,未免有点损害道德并且浪费口舌了吧?喜欢直言不讳地揭发别人的过失,这就是国武子在齐国被杀害的原因啊,您大概也听说过吧?韩愈说:君子有官位,就应有以身殉职的思想准备。未得到官位,就考虑修饰文辞来阐明他掌握的道理。我是要阐明道理,并不是自以为正直而强迫人家接受自己不要的东西。况且国武子是因为未遇到善良的人,又喜欢在乱国直言不讳,所以被杀。《国语》上说:“只有善人才能够无保留地接受批评。”这就是说他听到别人规劝后能改正自己的过失。您告诉我说:“阳先生可以算是有道德的人。”阳先生虽然现在未能达到,难道他将来也不能成为一个有道德的人吗?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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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或问谏议大夫阳城于愈,可以为有道之士乎哉?学广而闻多,不求闻于人也。行古人之道,居于晋之鄙。晋之鄙人,熏其德而善良者几千人。大臣闻而荐之,天子以为谏议大夫。人皆以为华,阳子不色喜。居于位五年矣,视其德,如在野,彼岂以富贵移易其心哉?
  谏议大夫:官名,执掌议论政事,对皇帝进行规劝。阳城(736—805):原隐居中条山(今山西南部),788年(贞元四年),唐德宗召为谏议大夫。《旧唐书·阳城传》载,阳城就任谏议大夫之后,其他谏官纷纷论事,细碎的问题都上达到皇帝那里。阳城则与二弟及客人日夜痛饮,人们猜不着他的意图。及贞元十一年。德宗听信谗言,要处分贤相陆贽,任命奸佞裴贤龄为相,阳城拼死极谏,使事态有所改变,他则受到贬谪。晋:周时古国名,辖境在今山西大部,河北西南部,河南北部及陕西一角。鄙:边境。熏:熏陶,影响。大臣:指李泌。《顺宗实录》载,德宗贞元三年六月,李泌为相,次年举阳城为谏议大夫。阳子:即阳城。

  愈应之曰:是《易》所谓恒其德贞,而夫子凶者也。恶得为有道之士乎哉?在《易·蛊》之“上九”云:“不事王侯,高尚其事。”《蹇》之“六二”则曰:“王臣蹇蹇,匪躬之故。”夫亦以所居之时不一,而所蹈之德不同也。若《蛊》之“上九”,居无用之地,而致匪躬之节;以《蹇》之“六二”,在王臣之位,而高不事之心,则冒进之患生,旷官之刺兴。志不可则,而尤不终无也。今阳子在位,不为不久矣;闻天下之得失,不为不熟矣;天子待之,不为不加矣。而未尝一言及于政。视政之得失,若越人视秦人之肥瘠,忽焉不加喜戚于其心。问其官,则曰谏议也;问其禄,则曰下大夫之秩秩也;问其政,则曰我不知也。有道之士,固如是乎哉?且吾闻之:有官守者,不得其职则去;有言责者,不得其言则去。今阳子以为得其言乎哉?得其言而不言,与不得其言而不去,无一可者也。阳子将为禄仕乎?古之人有云:“仕不为贫,而有时乎为贫。”谓禄仕者也。宜乎辞尊而居卑,辞富而居贫,若抱关击柝者可也。盖孔子尝为委吏矣,尝为乘田矣,亦不敢旷其职,必曰“会计当而已矣”,必曰“牛羊遂而已矣”。若阳子之秩禄,不为卑且贫,章章明矣,而如此,其可乎哉?
  王臣蹇蹇(jiǎn),匪躬之故:做臣子的不避艰难,辅助国君,是由于他能不顾自身的缘故。蹇蹇,尽忠的样子。匪,通“非”。躬:自身。蹈:践,此处为履行、实行之意。旷:空缺。越、秦:周时两个诸侯国,相隔很远,越在东方,今浙江一带。秦在西北,今陕西一带。下大夫:周时的职级名,列国的国卿。唐制,谏议大夫称为正五品,年俸二百石,秩品相当于古代的下大夫。“有官守者”四句:出自《孟子·公孙丑下》。禄仕:为了俸禄而出仕。“仕不为贫”二句:见《孟子·万章下》。意为仕宦的本来目的不是为了救贫,但有时为了解脱贫困而去仕宦,也是允许的。“宜乎辞”二句:古人认为为了解决生活而出仕,即以官为业,不应居高位,取厚禄。抱关:守关门。击柝(tuò):打更。委吏:古代掌管粮食的小官。乘田:古官名。春秋时鲁国主管畜牧的小官。会计:管理财、物及出纳事。章章:显明的样子。

  或曰:否,非若此也。夫阳子恶讪上者,恶为人臣招其君之过而以为名者。故虽谏且议,使人不得而知焉。《书》曰:“尔有嘉谟嘉猷,则人告尔后于内,尔乃顺之于外,曰:斯谟斯猷,惟我后之德”若阳子之用心,亦若此者。愈应之曰:若阳子之用心如此,滋所谓惑者矣。入则谏其君,出不使人知者,大臣宰相者之事,非阳子之所宜行也。夫阳子,本以布衣隐于蓬蒿之下,主上嘉其行谊,擢在此位,官以谏为名,诚宜有以奉其职,使四方后代,知朝廷有直言骨鲠之臣,天子有不僭赏、从谏如流之美。庶岩穴之士,闻而慕之,束带结发,愿进于阙下,而伸其辞说,致吾君于尧舜,熙鸿号于无穷也。若《书》所谓,则大臣宰相之事,非阳子之所宜行也。且阳子之心,将使君人者恶闻其过乎?是启之也。

  或曰:阳子之不求闻而人闻之,不求用而君用之。不得已而起。守其道而不变,何子过之深也?愈曰:自古圣人贤士,皆非有求于闻用也。闵其时之不平,人之不义,得其道。不敢独善其身,而必以兼济天下也。孜孜矻矻,死而后已。故禹过家门不入,孔席不暇暖,而墨突不得黔。彼二圣一贤者,岂不知自安佚之为乐哉诚畏天命而悲人穷也。夫天授人以贤圣才能,岂使自有余而已,诚欲以补其不足者也。耳目之于身也,耳司闻而目司见,听其是非,视其险易,然后身得安焉。圣贤者,时人之耳目也;时人者,圣贤之身也。且阳子之不贤,则将役于贤以奉其上矣;若果贤,则固畏天命而闵人穷也。恶得以自暇逸乎哉?

  或曰:吾闻君子不欲加诸人,而恶讦以为直者。若吾子之论,直则直矣,无乃伤于德而费于辞乎?好尽言以招人过,国武子之所以见杀于齐也,吾子其亦闻乎?愈曰:君子居其位,则思死其官。未得位,则思修其辞以明其道。我将以明道也,非以为直而加入也。且国武子不能得善人,而好尽言于乱国,是以见杀。《传》曰:“惟善人能受尽言。”谓其闻而能改之也。子告我曰:“阳子可以为有之士也。”今虽不能及已,阳子将不得为善人乎哉?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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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或问谏议大夫阳城于愈,可以为有道之士乎哉?学广而闻多,不求闻于人也。行古人之道,居于晋之鄙。晋之鄙人,熏其德而善良者几千人。大臣闻而荐之,天子以为谏议大夫。人皆以为华,阳子不色喜。居于位五年矣,视其德,如在野,彼岂以富贵移易其心哉?

  愈应之曰:是《易》所谓恒其德贞,而夫子凶者也。恶得为有道之士乎哉?在《易·蛊》之“上九”云:“不事王侯,高尚其事。”《蹇》之“六二”则曰:“王臣蹇蹇,匪躬之故。”夫亦以所居之时不一,而所蹈之德不同也。若《蛊》之“上九”,居无用之地,而致匪躬之节;以《蹇》之“六二”,在王臣之位,而高不事之心,则冒进之患生,旷官之刺兴。志不可则,而尤不终无也。今阳子在位,不为不久矣;闻天下之得失,不为不熟矣;天子待之,不为不加矣。而未尝一言及于政。视政之得失,若越人视秦人之肥瘠,忽焉不加喜戚于其心。问其官,则曰谏议也;问其禄,则曰下大夫之秩秩也;问其政,则曰我不知也。有道之士,固如是乎哉?且吾闻之:有官守者,不得其职则去;有言责者,不得其言则去。今阳子以为得其言乎哉?得其言而不言,与不得其言而不去,无一可者也。阳子将为禄仕乎?古之人有云:“仕不为贫,而有时乎为贫。”谓禄仕者也。宜乎辞尊而居卑,辞富而居贫,若抱关击柝者可也。盖孔子尝为委吏矣,尝为乘田矣,亦不敢旷其职,必曰“会计当而已矣”,必曰“牛羊遂而已矣”。若阳子之秩禄,不为卑且贫,章章明矣,而如此,其可乎哉?

  或曰:否,非若此也。夫阳子恶讪上者,恶为人臣招其君之过而以为名者。故虽谏且议,使人不得而知焉。《书》曰:“尔有嘉谟嘉猷,则人告尔后于内,尔乃顺之于外,曰:斯谟斯猷,惟我后之德”若阳子之用心,亦若此者。愈应之曰:若阳子之用心如此,滋所谓惑者矣。入则谏其君,出不使人知者,大臣宰相者之事,非阳子之所宜行也。夫阳子,本以布衣隐于蓬蒿之下,主上嘉其行谊,擢在此位,官以谏为名,诚宜有以奉其职,使四方后代,知朝廷有直言骨鲠之臣,天子有不僭赏、从谏如流之美。庶岩穴之士,闻而慕之,束带结发,愿进于阙下,而伸其辞说,致吾君于尧舜,熙鸿号于无穷也。若《书》所谓,则大臣宰相之事,非阳子之所宜行也。且阳子之心,将使君人者恶闻其过乎?是启之也。

  或曰:阳子之不求闻而人闻之,不求用而君用之。不得已而起。守其道而不变,何子过之深也?愈曰:自古圣人贤士,皆非有求于闻用也。闵其时之不平,人之不义,得其道。不敢独善其身,而必以兼济天下也。孜孜矻矻,死而后已。故禹过家门不入,孔席不暇暖,而墨突不得黔。彼二圣一贤者,岂不知自安佚之为乐哉诚畏天命而悲人穷也。夫天授人以贤圣才能,岂使自有余而已,诚欲以补其不足者也。耳目之于身也,耳司闻而目司见,听其是非,视其险易,然后身得安焉。圣贤者,时人之耳目也;时人者,圣贤之身也。且阳子之不贤,则将役于贤以奉其上矣;若果贤,则固畏天命而闵人穷也。恶得以自暇逸乎哉?

  或曰:吾闻君子不欲加诸人,而恶讦以为直者。若吾子之论,直则直矣,无乃伤于德而费于辞乎?好尽言以招人过,国武子之所以见杀于齐也,吾子其亦闻乎?愈曰:君子居其位,则思死其官。未得位,则思修其辞以明其道。我将以明道也,非以为直而加入也。且国武子不能得善人,而好尽言于乱国,是以见杀。《传》曰:“惟善人能受尽言。”谓其闻而能改之也。子告我曰:“阳子可以为有之士也。”今虽不能及已,阳子将不得为善人乎哉?

  《争臣论》针对德宗时谏议大夫阳城,不认真履行自己的职责,身为谏官却不问政事得失的不良表现,用问答的形式,对阳城的为人和行事进行直截了当的批评,指出为官者应当认真对待自己的官职,忠于职守,不能敷衍塞责,得过且过。由于文章有的放矢,确实也使阳城改变了自己的作风,此乃后话。《争臣论》又作《诤臣论》。

  《争臣论》在写法上采取问答的形式。首先由对方发问,提出阳城是“有道之士”的看法,并且阐述其理由。尽管是发问,实际上是希望得到韩愈的认可。这就迫使韩愈不能不就什么是“有道之士”,什么是“争臣”作一番论证。这第一轮辩论之后,对方其实已经势屈。势屈而不服,只有用狡辩的方式来应战了。认为阳城不是不谏议,而是不愿让君主负恶名,所以他虽有谏诤而外人不知。这个狡辩应该说是很难反驳的,因为在古代君主是神圣的,臣子确有不愿让君担恶名而匿其谏诤之迹,所谓朝回焚谏草,是为世俗传为美谈。论者企图以此而使韩愈语塞。但韩愈禀承的是原始儒家的政治原则,并不像一般人那样,把君主看得那样神圣。谏官之设,其前提就是君主会犯错误,所以作为谏官而隐瞒君主犯错误的事实,久而久之,就会使君主真以为自己是永远英明正确的。这种行为,其危害是显而易见的。阳城如果真像论者所说的那样,难道他是为了有意地让君主养成“恶闻其过”的危险习惯吗?第二轮辩论后,胜负已成定局。但对方仍然可笑地负隅顽抗,甚至到最后提出了与开始的观点完全相矛盾的理由,企图让韩愈最后收回对阳城的批评,但这只能使自己越来越失去道义的立场。全文的整个论辩设计,确实颇为精彩。

  历史的事实是,阳城在后来陆贽遭贬官时曾经力谏,这说明他是一个有责任心的谏官。但他一开始任谏官五年不言事,确是不对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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译文及注释

译文一
  有人在我这里问谏议大夫阳城:“他可以算是有道之士吗?他学问渊博见识广博,不用求教于人。按古人的道理行事,居住在晋地的偏远之处。晋地的百姓受到他德行的熏陶因此有几千人善良。有大臣听说了便举荐他,天子任命他为谏议大夫。人们都认为很光彩,阳子并没有喜色。待在这个位置上五年了,看他的德行如同还是在野一样。他岂是因富贵而偏移心志的人啊!”
  韩愈我回答他道:“这就是《易经》的柔顺的恒卦所说的长久不变它的德操对男人是坏事啊。怎么能算得上是有道之士哦?在《易经·蛊》的上九卦中说:‘不侍奉王侯,使自己的情操高尚’。《蹇》的六二卦就说:‘国家的臣子处境艰险,不是因为自己的

评析

  《争臣论》针对德宗时谏议大夫阳城,不认真履行自己的职责,身为谏官却不问政事得失的不良表现,用问答的形式,对阳城的为人和行事进行直截了当的批评,指出为官者应当认真对待自己的官职,忠于职守,不能敷衍塞责,得过且过。由于文章有的放矢,确实也使阳城改变了自己的作风,此乃后话。《争臣论》又作《诤臣论》。

  《争臣论》在写法上采取问答的形式。首先由对方发问,提出阳城是“有道之士”的看法,并且阐述其理由。尽管是发问,实际上是希望得到韩愈的认可。这就迫使韩愈不能不就什么是“有道之士”,什么是“争臣”作一番论证。这第一轮辩论之后,对方其实已经势屈。势屈而不服,只有用狡辩的方式来应战了

创作背景

  《争臣论》针对德宗时谏议大夫阳城,不认真履行自己的职责,身为谏官却不问政事得失的不良表现,用问答的形式,对阳城的为人和行事进行直截了当的批评,指出为官者应当认真对待自己的官职。由于文章有的放矢,确实也使阳城改变了自己的作风,此乃后话。

参考资料:

1、 百度百科.争臣论
韩愈

韩愈

韩愈(768年-824年12月25日),字退之,河南河阳(今河南省孟州市)人,自称“祖籍昌黎郡”,世称“韩昌黎”、“昌黎先生”。唐代中期大臣,文学家、思想家、政治家,秘书郎韩仲卿之子。元和十二年(817年),出任宰相裴度行军司马,从平“淮西之乱”。直言谏迎佛骨,贬为潮州刺史。宦海沉浮,累迁吏部侍郎,人称“韩吏部”。长庆四年(824年),韩愈病逝,年五十七,追赠礼部尚书,谥号为“文”,故称“韩文公”。元丰元年(1078年),追封昌黎郡伯,并从祀孔庙。韩愈作为唐代古文运动的倡导者,名列“唐宋八大家”之首,有“文章巨公”和“百代文宗”之名。与柳宗元并称“韩柳”,与柳宗元、欧阳修和苏轼并称“千古文章四大家”。倡导“文道合一”、“气盛言宜”、“务去陈言”、“文从字顺”等写作理论,对后人具有指导意义。著有《韩昌黎集》等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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被衣为啮缺歌

先秦:佚名

形若槁骸,心若死灰。
真其实知,不以故自持。
媒媒晦晦,无心而不可谋。
彼何人哉!

酬丁柴桑

魏晋: 陶渊明

有客有客,爰来宦止。
秉直司聪,惠于百里。
飱胜如归,聆善若始。

匪惟谐也,屡有良游。
载言载眺,以写我忧。
放欢一遇,既醉还休。
实欣心期,方从我游。

徐文长传

明代: 袁宏道

  余一夕坐陶太史楼,随意抽架上书,得《阙编》诗一帙,恶楮毛书,烟煤败黑,微有字形。稍就灯间读之,读未数首,不觉惊跃,急呼周望:“《阙编》何人作者,今邪古邪?”周望曰:“此余乡徐文长先生书也。”两人跃起,灯影下读复叫,叫复读,僮仆睡者皆惊起。盖不佞生三十年,而始知海内有文长先生,噫,是何相识之晚也!因以所闻于越人士者,略为次第,为《徐文长传》。

  徐渭,字文长,为山阴诸生,声名藉甚。薛公蕙校越时,奇其才,有国士之目。然数奇,屡试辄蹶。中丞胡公宗宪闻之,客诸幕。文长每见,则葛衣乌巾,纵谈天下事,胡公大喜。是时公督数边兵,威镇东南,介胄之士,膝语蛇行,不敢举头,而文长以部下一诸生傲之,议者方之刘真长、杜少陵云。会得白鹿,属文长作表,表上,永陵喜。公以是益奇之,一切疏计,皆出其手。文长自负才略,好奇计,谈兵多中,视一世士无可当意者。然竟不偶。

  文长既已不得志于有司,遂乃放浪曲糵,恣情山水,走齐、鲁、燕、赵之地,穷览朔漠。其所见山奔海立、沙起云行、雨鸣树偃、幽谷大都、人物鱼鸟,一切可惊可愕之状,一一皆达之于诗。其胸中又有勃然不可磨灭之气,英雄失路、托足无门之悲,故其为诗,如嗔如笑,如水鸣峡,如种出土,如寡妇之夜哭,羁人之寒起。虽其体格时有卑者,然匠心独出,有王者气,非彼巾帼而事人者所敢望也。文有卓识,气沉而法严,不以摸拟损才,不以议论伤格,韩、曾之流亚也。文长既雅不与时调合,当时所谓骚坛主盟者,文长皆叱而奴之,故其名不出于越,悲夫!喜作书,笔意奔放如其诗,苍劲中姿媚跃出,欧阳公所谓“妖韶女老,自有余态”者也。间以其余,旁溢为花鸟,皆超逸有致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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