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太史公自序

两汉: 司马迁

  太史公曰:“先人有言:‘自周公卒五百岁而有孔子。孔子卒后至于今五百岁,有能绍明世、正《易传》,继《春秋》、本《诗》、《书》、《礼》、《乐》之际?’”意在斯乎!意在斯乎!小子何敢让焉!

  上大夫壶遂曰:“昔孔子何为而作《春秋》哉”?太史公曰:“余闻董生曰:‘周道衰废,孔子为鲁司寇,诸侯害之,大夫雍之。孔子知言之不用,道之不行也,是非二百四十二年之中,以为天下仪表,贬天子,退诸侯,讨大夫,以达王事而已矣。’子曰:‘我欲载之空言,不如见之于行事之深切著明也。’夫《春秋》,上明三王之道,下辨人事之纪,别嫌疑,明是非,定犹豫,善善恶恶,贤贤贱不肖,存亡国,继绝世,补弊起废,王道之大者也。《易》著天地、阴阳、四时、五行,故长于变;《礼》经纪人伦,故长于行;《书》记先王之事,故长于政;《诗》记山川、溪谷、禽兽、草木、牝牡、雌雄,故长于风;《乐》乐所以立,故长于和;《春秋》辨是非,故长于治人。是故《礼》以节人,《乐》以发和,《书》以道事,《诗》以达意,《易》以道化,《春秋》以道义。拨乱世反之正,莫近于《春秋》。《春秋》文成数万,其指数千。万物之散聚皆在《春秋》。《春秋》之中,弑君三十六,亡国五十二,诸侯奔走不得保其社稷者不可胜数。察其所以,皆失其本已。故《易》曰‘失之毫厘,差之千里。’故曰‘臣弑君,子弑父,非一旦一夕之故也,其渐久矣’。故有国者不可以不知《春秋》,前有谗而弗见,后有贼而不知。为人臣者不可以不知《春秋》,守经事而不知其宜,遭变事而不知其权。为人君父而不通于《春秋》之义者,必蒙首恶之名。为人臣子而不通于《春秋》之义者,必陷篡弑之诛,死罪之名。其实皆以为善,为之不知其义,被之空言而不敢辞。夫不通礼义之旨,至于君不君,臣不臣,父不父,子不子。夫君不君则犯,臣不臣则诛,父不父则无道,子不子则不孝。此四行者,天下之大过也。以天下之大过予之,则受而弗敢辞。故《春秋》者,礼义之大宗也。夫礼禁未然之前,法施已然之后;法之所为用者易见,而礼之所为禁者难知。”

  壶遂曰:“孔子之时,上无明君,下不得任用,故作《春秋》,垂空文以断礼义,当一王之法。今夫子上遇明天子,下得守职,万事既具,咸各序其宜,夫子所论,欲以何明?”

  太史公曰:“唯唯,否否,不然。余闻之先人曰:‘伏羲至纯厚,作《易》八卦。尧舜之盛,《尚书》载之,礼乐作焉。汤武之隆,诗人歌之。《春秋》采善贬恶,推三代之德,褒周室,非独刺讥而已也。’汉兴以来,至明天子,获符瑞,建封禅,改正朔,易服色,受命于穆清,泽流罔极,海外殊俗,重译款塞,请来献见者不可胜道。臣下百官力诵圣德,犹不能宣尽其意。且士贤能而不用,有国者之耻;主上明圣而德不布闻,有司之过也。且余尝掌其官,废明圣盛德不载,灭功臣世家贤大夫之业不述,堕先人所言,罪莫大焉。余所谓述故事,整齐其世传,非所谓作也,而君比之于《春秋》,谬矣。”

  于是论次其文。七年而太史公遭李陵之祸,幽于缧绁。乃喟然而叹曰:“是余之罪也夫。是余之罪也夫!身毁不用矣!”退而深惟曰:“夫《诗》、《书》隐约者,欲遂其志之思也。昔西伯拘羑里,演《周易》;孔子厄陈、蔡,作《春秋》;屈原放逐,著《离骚》;左丘失明,厥有《国语》;孙子膑脚,而论兵法;不韦迁蜀,世传《吕览》;韩非囚秦,《说难》、《孤愤》;《诗》三百篇,大抵贤圣发愤之所为作也。此人皆意有所郁结,不得通其道也,故述往事,思来者。”于是卒述陶唐以来,至于麟止,自黄帝始。

  太史公曰:“先人有言:‘自周公卒五百岁而有孔子。孔子卒后至于今五百岁,有能绍明世、正《易传》,继《春秋》、本《诗》、《书》、《礼》、《乐》之际?’”意在斯乎!意在斯乎!小子何敢让焉!
  太史公说:“我的父亲生前曾经说过:‘自周公死后,经过五百年才有了孔子。孔子死后,到今天也有五百年了,有谁能继承圣明时代的事业,修正《易传》,续写《春秋》,本于《诗经》、《尚书》、《礼记》、《乐经》的吗?’”他老人家的意思是把希望寄托在我的身上呀!寄托在我的身上呀!小子怎么敢推辞呢!

  上大夫壶遂曰:“昔孔子何为而作《春秋》哉”?太史公曰:“余闻董生曰:‘周道衰废,孔子为鲁司寇,诸侯害之,大夫雍之。孔子知言之不用,道之不行也,是非二百四十二年之中,以为天下仪表,贬天子,退诸侯,讨大夫,以达王事而已矣。’子曰:‘我欲载之空言,不如见之于行事之深切著明也。’夫《春秋》,上明三王之道,下辨人事之纪,别嫌疑,明是非,定犹豫,善善恶恶,贤贤贱不肖,存亡国,继绝世,补弊起废,王道之大者也。《易》著天地、阴阳、四时、五行,故长于变;《礼》经纪人伦,故长于行;《书》记先王之事,故长于政;《诗》记山川、溪谷、禽兽、草木、牝牡、雌雄,故长于风;《乐》乐所以立,故长于和;《春秋》辨是非,故长于治人。是故《礼》以节人,《乐》以发和,《书》以道事,《诗》以达意,《易》以道化,《春秋》以道义。拨乱世反之正,莫近于《春秋》。《春秋》文成数万,其指数千。万物之散聚皆在《春秋》。《春秋》之中,弑君三十六,亡国五十二,诸侯奔走不得保其社稷者不可胜数。察其所以,皆失其本已。故《易》曰‘失之毫厘,差之千里。’故曰‘臣弑君,子弑父,非一旦一夕之故也,其渐久矣’。故有国者不可以不知《春秋》,前有谗而弗见,后有贼而不知。为人臣者不可以不知《春秋》,守经事而不知其宜,遭变事而不知其权。为人君父而不通于《春秋》之义者,必蒙首恶之名。为人臣子而不通于《春秋》之义者,必陷篡弑之诛,死罪之名。其实皆以为善,为之不知其义,被之空言而不敢辞。夫不通礼义之旨,至于君不君,臣不臣,父不父,子不子。夫君不君则犯,臣不臣则诛,父不父则无道,子不子则不孝。此四行者,天下之大过也。以天下之大过予之,则受而弗敢辞。故《春秋》者,礼义之大宗也。夫礼禁未然之前,法施已然之后;法之所为用者易见,而礼之所为禁者难知。”
  上大夫壶遂说:“从前,孔子为什么要写《春秋》呢?”太史公说:“我曾听董生说过:‘周朝的政治衰落破败之时,孔子出任鲁国的司寇,诸侯害他,大夫们排挤他。孔子知道他的建议不会被接受了,他的政治主张再也行不通了,于是评判二百四十二年历史中的是是非非,以此作为天下人行动的准则,贬抑天子,斥退诸侯,声讨大夫,以阐明王道。’孔子说:‘我想把我的思想用空话记载下来,但不如通过具体的历史事件来表现更加深刻、明显。’《春秋》,从上而言,阐明了夏禹、商汤、周文王的政治原则;从下而言,辨明了为人处事的纲纪,分清了疑惑难明的事物,判明了是非的界限,使犹豫不决的人拿定了主意,褒善贬恶,崇敬贤能,排抑不肖,保存已经灭亡了的国家,延续已经断绝了的世系,补救政治上的弊端,兴起已经荒废的事业,这些都是王道的重要内容。《易经》显示了天地、阴阳、四时、五行的相互关系,所以长于变化;《仪礼》规定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,故长于行动;《尚书》记载了上古先王的事迹,所以长于从政;《诗经》记载了山川、溪谷、禽兽、草木、雌雄、男女,所以长于教化;《乐记》是音乐所以成立的根据,所以长于调和性情;《春秋》明辨是非,所以长于治理百姓。因此,《仪礼》是用来节制人的行为的,《乐记》是用来激发和穆的感情的,《尚书》是用来指导政事的,《诗经》是用来表达内心的情意的,《易经》是用来说明变化的,《春秋》是用来阐明正义的。把一个混乱的社会引导到正确的轨道上来,没有比《春秋》更有用了。《春秋》全书有数万字,其中的要点也有数千。万物万事的分离与聚合,都记在《春秋》里了。《春秋》中,臣杀君的有三十六起,亡国的有五十二个,诸侯四处奔走仍然不能保住国家政权的不计其数。观察他们所以会这样的原因,都在于失去了根本啊!所以《周易》说‘失之毫厘,差之千里’。因此说,‘臣杀君,子杀父,不是一朝一夕才这样的,而是长时期逐渐形成的’。所以,一国之君不可以不知道《春秋》,否则,当面有人进谗他看不见,背后有窃国之贼他也不知道。身为国家大臣的不可以不知道《春秋》,否则,处理一般的事情不知怎样做才合适,遇到出乎意料的事变不知用变通的权宜之计去对付。作为一国之君和一家之长却不懂得《春秋》中的道理,一定会蒙受罪魁祸首的恶名。作为大臣和儿子的不懂得《春秋》中的道理,一定会因为阴谋篡位和杀害君父而被诛杀,得一个死罪的名声。其实,他们都以为自己在干好事,做了而不知道应该怎么做,受了毫无根据的批评而不敢反驳。因为不通礼义的宗旨,以至于做国君的不像国君,做大臣的不像大臣,做父亲的不像父亲,做儿子的不像儿子。做国君的不像国君,大臣们就会犯上作乱;做大臣的不像大臣,就会遭到杀身之祸;做父亲的不像父亲,就是没有伦理道德;做儿子的不像儿子,就是不孝敬父母。这四种行为,是天下最大的过错。把这四种最大的过错加在这些人身上,他们也只能接受而不敢推托。所以《春秋》这部书,是关于礼义的主要经典著作。礼的作用是防患于未然,法的作用是除恶于已然;法的除恶作用容易见到,而礼的防患作用难以被人们理解。”

  壶遂曰:“孔子之时,上无明君,下不得任用,故作《春秋》,垂空文以断礼义,当一王之法。今夫子上遇明天子,下得守职,万事既具,咸各序其宜,夫子所论,欲以何明?”
  壶遂说:“孔子的时代,国家没有英明的国君,下层的贤才俊士得不到重用,孔子这才写作《春秋》,流传下这部用笔墨写成的著作来判明什么是礼义,以代替周王朝的法典。现在,您太史公上遇英明的皇帝,下有自己的职守,万事已经具备,都按着适当的顺序进行着,太史公所论述的,想要说明什么宗旨呢?”

  太史公曰:“唯唯,否否,不然。余闻之先人曰:‘伏羲至纯厚,作《易》八卦。尧舜之盛,《尚书》载之,礼乐作焉。汤武之隆,诗人歌之。《春秋》采善贬恶,推三代之德,褒周室,非独刺讥而已也。’汉兴以来,至明天子,获符瑞,建封禅,改正朔,易服色,受命于穆清,泽流罔极,海外殊俗,重译款塞,请来献见者不可胜道。臣下百官力诵圣德,犹不能宣尽其意。且士贤能而不用,有国者之耻;主上明圣而德不布闻,有司之过也。且余尝掌其官,废明圣盛德不载,灭功臣世家贤大夫之业不述,堕先人所言,罪莫大焉。余所谓述故事,整齐其世传,非所谓作也,而君比之于《春秋》,谬矣。”
  太史公说:“对,对!不对,不对!不是这样的。我曾从先父那里听说:‘伏羲最纯朴厚道,他创作了《周易》中的八卦。唐尧、虞舜时代的昌盛,《尚书》上记载了,礼乐就是那时制作的。商汤、周武王时代的兴隆,古代的诗人已经加以歌颂。《春秋》歌颂善人,贬斥恶人,推崇夏、商、周三代的德政,颂扬周王朝,并非全是抨击和讥刺。’自从汉朝建立以来,直到当今的英明天子,捕获白麟,上泰山祭祀天地之神,改正历法,更换车马、祭牲的颜色。受命于上天,德泽流布远方,四海之外与汉族风俗不同的地区,也纷纷通过几重翻译叩开关门,请求前来进献物品和拜见天子,这些事说也说不完。大臣百官尽力歌颂天子的圣明功德,但还是不能把其中的意义阐述透彻。况且,贤士不被任用,这是国君的耻辱;皇上英明神圣而他的美德没能流传久远,这是史官的过错。况且,我曾经做过太史令,如果废弃皇上英明神圣的盛大美德不去记载,埋没功臣、贵族、贤大夫的事迹不去记述,丢弃先父生前的殷勤嘱托,没有什么罪过比这更大了。我所说的记述过去的事情,整理那些社会传说,谈不上创作,而你却把它同孔子作《春秋》相提并论,这就错了。”

  于是论次其文。七年而太史公遭李陵之祸,幽于缧绁。乃喟然而叹曰:“是余之罪也夫。是余之罪也夫!身毁不用矣!”退而深惟曰:“夫《诗》、《书》隐约者,欲遂其志之思也。昔西伯拘羑里,演《周易》;孔子厄陈、蔡,作《春秋》;屈原放逐,著《离骚》;左丘失明,厥有《国语》;孙子膑脚,而论兵法;不韦迁蜀,世传《吕览》;韩非囚秦,《说难》、《孤愤》;《诗》三百篇,大抵贤圣发愤之所为作也。此人皆意有所郁结,不得通其道也,故述往事,思来者。”于是卒述陶唐以来,至于麟止,自黄帝始。
  于是编写《史记》。过了七年,我因“李陵事件”而大祸临头,被关进了监狱。于是喟然长叹:“这是我的罪过啊!这是我的罪过啊!身体被摧毁了,不会再被任用了!”退居以后又转而深思:“《诗经》和《尚书》辞意隐约,这是作者要表达他们内心的思想。从前文王被囚禁在羑里,就推演了《周易》;孔子在陈国和蔡国受到困厄,就写作《春秋》;屈原被怀王放逐,就写了《离骚》;左丘明眼睛瞎了,这才有了《国语》;孙膑遭受膑刑之苦,于是研究兵法;吕不韦谪迁蜀地,后世却流传着《吕氏春秋》;韩非子被囚禁在秦国,《说难》、《孤愤》才产生;《诗经》三百零五篇,大多是古代的圣贤之人为抒发胸中的愤懑之情而创作的。这些人都是意气有所郁结,没有地方可以发泄,这才追述往事,思念将来。”于是,终于记述了唐尧以来的历史,止于猎获白麟的元狩元年,而从黄帝开始。(王兴康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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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太史公曰:“先人有言:‘自周公卒五百岁而有孔子。孔子卒后至于今五百岁,有能绍明世、正《易传》,继《春秋》、本《诗》、《书》、《礼》、《乐》之际?’”意在斯乎!意在斯乎!小子何敢让焉!
  太史公:司马迁自称。先人:指司马迁的父亲司马谈。周公:姓姬,名旦,周武王之弟,周成王之叔。武王死时,成王尚年幼,于是就由周公摄政(代掌政权)。周朝的礼乐制度相传是由周公制定的。《易传》:《周易》的组成部分,是儒家学者对古代占筮用《周易》所作的各种解释。《春秋》:儒家经典,相传是孔子根据鲁国史官编的《春秋》加以整理、修订而成。《诗》:《诗经》,儒家经典之一,是我国第一部诗歌总集。《书》:《尚书》,儒家经典之一,是上古历史文件和部分追述古代事迹著作的汇编,《礼》:儒家经典《周礼》、《仪礼》、《礼记》三书的合作。《乐》:儒家经典之一,今已不传。《易传》、《春秋》、《诗》、《书》、《礼》、《乐》,汉时称“六艺”。

  上大夫壶遂曰:“昔孔子何为而作《春秋》哉”?太史公曰:“余闻董生曰:‘周道衰废,孔子为鲁司寇,诸侯害之,大夫雍之。孔子知言之不用,道之不行也,是非二百四十二年之中,以为天下仪表,贬天子,退诸侯,讨大夫,以达王事而已矣。’子曰:‘我欲载之空言,不如见之于行事之深切著明也。’夫《春秋》,上明三王之道,下辨人事之纪,别嫌疑,明是非,定犹豫,善善恶恶,贤贤贱不肖,存亡国,继绝世,补弊起废,王道之大者也。《易》著天地、阴阳、四时、五行,故长于变;《礼》经纪人伦,故长于行;《书》记先王之事,故长于政;《诗》记山川、溪谷、禽兽、草木、牝牡、雌雄,故长于风;《乐》乐所以立,故长于和;《春秋》辨是非,故长于治人。是故《礼》以节人,《乐》以发和,《书》以道事,《诗》以达意,《易》以道化,《春秋》以道义。拨乱世反之正,莫近于《春秋》。《春秋》文成数万,其指数千。万物之散聚皆在《春秋》。《春秋》之中,弑君三十六,亡国五十二,诸侯奔走不得保其社稷者不可胜数。察其所以,皆失其本已。故《易》曰‘失之毫厘,差之千里。’故曰‘臣弑君,子弑父,非一旦一夕之故也,其渐久矣’。故有国者不可以不知《春秋》,前有谗而弗见,后有贼而不知。为人臣者不可以不知《春秋》,守经事而不知其宜,遭变事而不知其权。为人君父而不通于《春秋》之义者,必蒙首恶之名。为人臣子而不通于《春秋》之义者,必陷篡弑之诛,死罪之名。其实皆以为善,为之不知其义,被之空言而不敢辞。夫不通礼义之旨,至于君不君,臣不臣,父不父,子不子。夫君不君则犯,臣不臣则诛,父不父则无道,子不子则不孝。此四行者,天下之大过也。以天下之大过予之,则受而弗敢辞。故《春秋》者,礼义之大宗也。夫礼禁未然之前,法施已然之后;法之所为用者易见,而礼之所为禁者难知。”
  壶遂:人名,曾和司马迁一起参加太初改历,官至詹事,秩二千石,故称“上大夫”。董生:指汉代儒学大师董仲舒。孔子为鲁司寇:鲁定公十年(前500),孔子在鲁国由中都宰升任司空和大司寇,是年五十二岁。司寇,掌管刑狱的官。三王:指夏、商、周三代的开国之君禹、汤、文王。阴阳:古代以阴阳解释世间万物的发展变化,凡天地万物皆分属阴阳。四时:春、夏、秋、冬四季。五行:水、火、木、金、土等五种基本元素,古人认为它们之间会相生相克。牝牡(pìnmǔ聘母):牝为雌,牡为雄。指:同“旨”。弑(shì是):古时称臣杀君、子杀父母曰“弑”。社稷:土神和谷神。古时王朝建立,必先立社稷坛;灭人之国,也必先改置被灭国的社稷坛。故以社稷为国家政权的象征。

  壶遂曰:“孔子之时,上无明君,下不得任用,故作《春秋》,垂空文以断礼义,当一王之法。今夫子上遇明天子,下得守职,万事既具,咸各序其宜,夫子所论,欲以何明?”

  太史公曰:“唯唯,否否,不然。余闻之先人曰:‘伏羲至纯厚,作《易》八卦。尧舜之盛,《尚书》载之,礼乐作焉。汤武之隆,诗人歌之。《春秋》采善贬恶,推三代之德,褒周室,非独刺讥而已也。’汉兴以来,至明天子,获符瑞,建封禅,改正朔,易服色,受命于穆清,泽流罔极,海外殊俗,重译款塞,请来献见者不可胜道。臣下百官力诵圣德,犹不能宣尽其意。且士贤能而不用,有国者之耻;主上明圣而德不布闻,有司之过也。且余尝掌其官,废明圣盛德不载,灭功臣世家贤大夫之业不述,堕先人所言,罪莫大焉。余所谓述故事,整齐其世传,非所谓作也,而君比之于《春秋》,谬矣。”
  伏羲:神话中人类的始祖。曾教民结网,从事渔猎畜牧。据说《易经》中的八卦就是他画的。尧:传说中我国父系社会后期部落联盟的领袖。舜:由尧的推举,继任部落联盟的领袖。挑选贤才,治理国家,并把治水有功的大禹推为自己的继承人。《尚书》载之:《尚书》的第一篇《尧典》,记载了尧禅位给舜的事迹。汤:商朝的建立者。原是商族的领袖,后任用贤相伊尹执政,积聚力量,先后十一次出征,消灭了邻近几个部落。最后一举灭夏,建立商朝。武:周武王,西周王朝的建立者。继承文王的遗志,率部东攻,在牧野(今河南淇县西南)大败商纣王部队,建立周朝。诗人歌之:《诗经》中有《商颂》五篇,内容多是对殷代先王先公的赞颂。三代:夏、商、周。符瑞:吉祥的征兆。汉初思想界盛行“天人感应”之说,此曰“获符瑞”,指公元前122年,汉武帝猎获了一头白麟,于是改元“元狩”。封禅:帝王祭天地的典礼。秦汉以后成为国家大典。封,在泰山上筑土为坛祭天。禅,在泰山下的梁父山上辟出一块场地祭地。正朔:正是一年的开始,朔是一月的开始;正朔即指一年的第一天。古时候改朝换代,都要重新确定何时为一年的第一个月,以示受命于天。周以夏历的十一月为岁首;秦以夏历的十月为岁首;汉初承秦制,至汉武帝元封元年(前104)改用“太初历”,才用夏历的正月为岁首,从此直到清末,历代沿用。“改正朔”即指此。易服色:更改车马、祭牲的颜色。秦汉时代,盛行“五德终始说”。认为每一个朝代在五行中必定占居一德。与此相应,每一朝代都崇尚一种颜色。所谓夏朝为水德,故崇尚黑色;商朝为金德,故崇尚白色;周朝为火德,故崇尚赤色;汉初四十年,汉人认为自己是水德,故崇尚黑色,后经许多人的抗争,到武帝时正式改定为土德,崇尚黄色。穆清:指天。重译:经过几重翻译。喻远方邻邦。款塞:叩关。遭李陵之祸:李陵,陇西成纪(今甘肃秦安)人,汉名将李广之孙,善于骑射,汉武帝时官拜骑都尉。天汉二年(前99),汉武帝出兵三路攻打匈奴,以他的宠妃李夫人之弟、贰师将军李广利为主力,李陵为偏师。李陵率军深入腹地,遇匈奴主力而被围。李广利按兵不动,致使李陵兵败投降。司马迁认为李陵是难得的将才,在武帝面前为他辩解,竟被下狱问罪,处以宫刑。这就是“李陵之祸”。缧绁(léixiè雷谢):原是捆绑犯人的绳索,这里引伸为监狱。西伯拘羑(yǒu有)里,演《周易》:周文王被殷纣王拘禁在羑里(今河南汤阴县北)时,把上古时代的八卦(相传是伏羲所作)推演成六十四卦,这就是《周易》一书的骨干。

  于是论次其文。七年而太史公遭李陵之祸,幽于缧绁。乃喟然而叹曰:“是余之罪也夫。是余之罪也夫!身毁不用矣!”退而深惟曰:“夫《诗》、《书》隐约者,欲遂其志之思也。昔西伯拘羑里,演《周易》;孔子厄陈、蔡,作《春秋》;屈原放逐,著《离骚》;左丘失明,厥有《国语》;孙子膑脚,而论兵法;不韦迁蜀,世传《吕览》;韩非囚秦,《说难》、《孤愤》;《诗》三百篇,大抵贤圣发愤之所为作也。此人皆意有所郁结,不得通其道也,故述往事,思来者。”于是卒述陶唐以来,至于麟止,自黄帝始。
  孔子厄陈、蔡,作《春秋》:孔子为了宣传自己的政治主张,曾周游列国,但到处碰壁,在陈国和蔡国,还受到了绝粮和围攻的困厄。其后返回鲁国写作《春秋》。屈原放逐,著《离骚》:请参阅本编所选《屈原列传》。左丘:春秋时鲁国的史官。相传他失明以后,撰写成《国语》一书。孙子膑(bìn鬓)脚,而论兵法:孙子,即孙膑,因受一种截去两腿膝盖上膑骨的膑刑以后得名。齐国人,曾与庞涓一起从鬼谷子学兵法。后庞涓担任魏国大将,忌孙之才,把孙膑骗到魏国,处以膑刑。孙膑后被齐威王任为军师,著有《孙膑兵法》。不韦迁蜀,世传《吕览》:不韦即吕不韦,战国末年的大商人。秦庄襄王时,被任为相国,封文信侯。始皇即位,称吕不韦为“尚父”。他曾命门下的宾客编撰了《吕氏春秋》(又称《吕览》)一书。秦始皇亲政后,被免去相国职务,赶出都城,又令迁蜀,忧惧自杀。韩非囚秦,《说难》、《孤愤》:韩非是战国末期法家的代表,出身韩国贵族。为李斯所谗,在狱中自杀。《说难》、《孤愤》是《韩非子》中的两篇。《诗》三百篇:今本《诗经》共三百零五篇,这里是指约数。陶唐:即唐尧。尧最初住在陶丘(今山东定陶县南),后又迁往唐(今河北唐县),故称陶唐氏。《史记》列为五帝之一。至于麟止:汉武帝元狩元年(前122),猎获白麟一只,《史记》记事即止于此年。鲁哀公十四年(前481),亦曾猎获麒麟,孔子听说后,停止了《春秋》的写作,后人称之为“绝笔于获麟”。《史记》写到捕获白麟为止,是有意仿效孔子作《春秋》的意思。黄帝:传说中中原各族的共同祖先,姬姓,号轩辕氏、有熊氏。《史记》首篇即《五帝本纪》,黄帝为五帝之首,故云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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译文及注释

译文
  太史公说:“我的父亲生前曾经说过:‘自周公死后,经过五百年才有了孔子。孔子死后,到今天也有五百年了,有谁能继承圣明时代的事业,修正《易传》,续写《春秋》,本于《诗经》、《尚书》、《礼记》、《乐经》的吗?’”他老人家的意思是把希望寄托在我的身上呀!寄托在我的身上呀!小子怎么敢推辞呢!
  上大夫壶遂说:“从前,孔子为什么要写《春秋》呢?”太史公说:“我曾听董生说过:‘周朝的政治衰落破败之时,孔子出任鲁国的司寇,诸侯害他,大夫们排挤他。孔子知道他的建议不会被接受了,他的政治主张再也行不通了,于是评判二百四十二年历史中的是是非非,以此作为天下人行动的准则,贬抑天子

司马迁

司马迁

司马迁(前145年或前135年-不可考),字子长,夏阳(今陕西韩城南)人。西汉史学家、散文家。他以其“究天人之际,通古今之变,成一家之言”的史识创作了中国第一部纪传体通史《史记》(原名《太史公书》)。被公认为是中国史书的典范,该书记载了从上古传说中的黄帝时期,到汉武帝元狩元年,长达3000多年的历史,是“二十五史”之首,被鲁迅誉为“史家之绝唱,无韵之离骚”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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瘗旅文

明代: 王守仁

  维正德四年秋月三日,有吏目云自京来者,不知其名氏,携一子一仆,将之任,过龙场,投宿土苗家。予从篱落间望见之,阴雨昏黑,欲就问讯北来事,不果。明早,遣人觇之,已行矣。

  薄午,有人自蜈蚣坡来,云:“一老人死坡下,傍两人哭之哀。”予曰:“此必吏目死矣。伤哉!”薄暮,复有人来,云:“坡下死者二人,傍一人坐哭。”询其状,则其子又死矣。明日,复有人来,云:“见坡下积尸三焉。”则其仆又死矣,呜呼伤哉!

  念其暴骨无主,将二童子持畚、锸往瘗之,二童子有难色然。予曰:“嘻!吾与尔犹彼也!”二童闵然涕下,请往。就其傍山麓为三坎,埋之。又以只鸡、饭三盂,嗟吁涕洟而告之,曰:

  “呜呼伤哉!繄何人?繄何人?吾龙场驿丞余姚王守仁也。吾与尔皆中土之产,吾不知尔郡邑,尔乌为乎来为兹山之鬼乎?古者重去其乡,游宦不逾千里。吾以窜逐而来此,宜也。尔亦何辜乎?闻尔官吏目耳,俸不能五斗,尔率妻子躬耕可有也。乌为乎以五斗而易尔七尺之躯?又不足,而益以尔子与仆乎?

  呜呼伤哉!尔诚恋兹五斗而来,则宜欣然就道,胡为乎吾昨望见尔容蹙然,盖不胜其忧者?夫冲冒雾露,扳援崖壁,行万峰之顶,饥渴劳顿,筋骨疲惫,而又瘴疬侵其外,忧郁攻其中,其能以无死乎?吾固知尔之必死,然不谓若是其速,又不谓尔子尔仆亦遽然奄忽也!皆尔自取,谓之何哉!吾念尔三骨之无依而来瘗尔,乃使吾有无穷之怆也。

  呜呼伤哉!纵不尔瘗,幽崖之狐成群,阴壑之虺如车轮,亦必能葬尔于腹,不致久暴露尔。尔既已无知,然吾何能违心乎?自吾去父母乡国而来此,三年矣,历瘴毒而苟能自全,以吾未尝一日之戚戚也。今悲伤若此,是吾为尔者重,而自为者轻也。吾不宜复为尔悲矣。吾为尔歌,尔听之。”

  歌曰:“连峰际天兮,飞鸟不通。游子怀乡兮,莫知西东。莫知西东兮,维天则同。异域殊方兮,环海之中。达观随寓兮,奚必予宫。魂兮魂兮,无悲以恫。”

  又歌以慰之曰:“与尔皆乡土之离兮,蛮之人言语不相知兮。性命不可期,吾苟死于兹兮,率尔子仆,来从予兮。吾与尔遨以嬉兮,骖紫彪而乘文螭兮,登望故乡而嘘唏兮。吾苟获生归兮,尔子尔仆,尚尔随兮,无以无侣为悲兮!道旁之冢累累兮,多中土之流离兮,相与呼啸而徘徊兮。餐风饮露,无尔饥兮。朝友麋鹿,暮猿与栖兮。尔安尔居兮,无为厉于兹墟兮!

过秦论

两汉: 贾谊

上篇
  秦孝公据崤函之固,拥雍州之地,君臣固守以窥周室,有席卷天下,包举宇内,囊括四海之意,并吞八荒之心。当是时也,商君佐之,内立法度,务耕织,修守战之具;外连衡而斗诸侯。于是秦人拱手而取西河之外。

  孝公既没,惠文、武、昭襄蒙故业,因遗策,南取汉中,西举巴、蜀,东割膏腴之地,北收要害之郡。诸侯恐惧,会盟而谋弱秦,不爱珍器重宝肥饶之地,以致天下之士,合从缔交,相与为一。当此之时,齐有孟尝,赵有平原,楚有春申,魏有信陵。此四君者,皆明智而忠信,宽厚而爱人,尊贤而重士,约从离衡,兼韩、魏、燕、楚、齐、赵、宋、卫、中山之众。于是六国之士,有宁越、徐尚、苏秦、杜赫之属为之谋,齐明、周最、陈轸、召滑、楼缓、翟景、苏厉、乐毅之徒通其意,吴起、孙膑、带佗、倪良、王廖、田忌、廉颇、赵奢之伦制其兵。尝以十倍之地,百万之众,叩关而攻秦。秦人开关延敌,九国之师,逡巡而不敢进。秦无亡矢遗镞之费,而天下诸侯已困矣。于是从散约败,争割地而赂秦。秦有余力而制其弊,追亡逐北,伏尸百万,流血漂橹。因利乘便,宰割天下,分裂山河。强国请服,弱国入朝。延及孝文王、庄襄王,享国之日浅,国家无事。

  及至始皇,奋六世之余烈,振长策而御宇内,吞二周而亡诸侯,履至尊而制六合,执敲扑而鞭笞天下,威振四海。南取百越之地,以为桂林、象郡;百越之君,俯首系颈,委命下吏。乃使蒙恬北筑长城而守藩篱,却匈奴七百余里。胡人不敢南下而牧马,士不敢弯弓而报怨。于是废先王之道,焚百家之言,以愚黔首;隳名城,杀豪杰,收天下之兵,聚之咸阳,销锋镝,铸以为金人十二,以弱天下之民。然后践华为城,因河为池,据亿丈之城,临不测之渊,以为固。良将劲弩守要害之处,信臣精卒陈利兵而谁何。天下已定,始皇之心,自以为关中之固,金城千里,子孙帝王万世之业也。

  始皇既没,余威震于殊俗。然陈涉瓮牖绳枢之子,氓隶之人,而迁徙之徒也;才能不及中人,非有仲尼、墨翟之贤,陶朱、猗顿之富;蹑足行伍之间,而倔起阡陌之中,率疲弊之卒,将数百之众,转而攻秦,斩木为兵,揭竿为旗,天下云集响应,赢粮而景从。山东豪俊遂并起而亡秦族矣。

  且夫天下非小弱也,雍州之地,崤函之固,自若也。陈涉之位,非尊于齐、楚、燕、赵、韩、魏、宋、卫、中山之君也;锄耰棘矜,非铦于钩戟长铩也;谪戍之众,非抗于九国之师也;深谋远虑,行军用兵之道,非及向时之士也。然而成败异变,功业相反,何也?试使山东之国与陈涉度长絜大,比权量力,则不可同年而语矣。然秦以区区之地,致万乘之势,序八州而朝同列,百有余年矣;然后以六合为家,崤函为宫;一夫作难而七庙隳,身死人手,为天下笑者,何也?仁义不施而攻守之势异也。

中篇
  秦灭周祀,并海内,兼诸侯,南面称帝,以养四海。天下之士,斐然向风。若是,何也?曰:近古之无王者久矣。周室卑微,五霸既灭,令不行于天下。是以诸侯力政,强凌弱,众暴寡,兵革不休,士民罢弊。今秦南面而王天下,是上有天子也。既元元之民冀得安其性命,莫不虚心而仰上。当此之时,专威定功,安危之本,在于此矣。

  秦王怀贪鄙之心,行自奋之智,不信功臣,不亲士民,废王道而立私爱,焚文书而酷刑法,先诈力而后仁义,以暴虐为天下始。夫兼并者高诈力,安危者贵顺权,此言取与守不同术也。秦离战国而王天下,其道不易,其政不改,是其所以取之守之者无异也。孤独而有之,故其亡可立而待也。借使秦王论上世之事,并殷、周之迹,以制御其政,后虽有淫骄之主,犹未有倾危之患也。故三王之建天下,名号显美,功业长久。

  今秦二世立,天下莫不引领而观其政。夫寒者利裋褐,而饥者甘糟糠。天下嚣嚣,新主之资也。此言劳民之易为仁也。向使二世有庸主之行而任忠贤,臣主一心而忧海内之患,缟素而正先帝之过;裂地分民以封功臣之后,建国立君以礼天下;虚囹圄而免刑戮,去收孥污秽之罪,使各反其乡里;发仓廪,散财币,以振孤独穷困之士;轻赋少事,以佐百姓之急;约法省刑,以持其后,使天下之人皆得自新,更节修行,各慎其身;塞万民之望,而以盛德与天下,天下息矣。即四海之内皆欢然各自安乐其处,惟恐有变。虽有狡害之民,无离上之心,则不轨之臣无以饰其智,而暴乱之奸弭矣。

  二世不行此术,而重以无道:坏宗庙与民,更始作阿房之宫;繁刑严诛,吏治刻深;赏罚不当,赋敛无度。天下多事,吏不能纪;百姓困穷,而主不收恤。然后奸伪并起,而上下相遁;蒙罪者众,刑戮相望于道,而天下苦之。自群卿以下至于众庶,人怀自危之心,亲处穷苦之实,咸不安其位,故易动也。是以陈涉不用汤、武之贤,不借公侯之尊,奋臂于大泽,而天下响应者,其民危也。

  故先王者,见终始不变,知存亡之由。是以牧民之道,务在安之而已矣。下虽有逆行之臣,必无响应之助。故曰:“安民可与为义,而危民易与为非”,此之谓也。贵为天子,富有四海,身在于戮者,正之非也。是二世之过也。

下篇
  秦兼诸侯山东三十余郡,脩津关,据险塞,缮甲兵而守之。然陈涉率散乱之众数百,奋臂大呼,不用弓戟之兵,鉏耰白梃,望屋而食,横行天下。秦人阻险不守,关梁不闭,长戟不刺,强弩不射。楚师深入,战于鸿门,曾无藩篱之难。于是山东诸侯并起,豪俊相立。秦使章邯将而东征,章邯因其三军之众,要市于外,以谋其上。群臣之不相信,可见于此矣。子婴立,遂不悟。借使子婴有庸主之材而仅得中佐,山东虽乱,三秦之地可全而有,宗庙之祀宜未绝也。

  秦地被山带河以为固,四塞之国也。自缪公以来,至于秦王,二十余君,常为诸侯雄。此岂世贤哉?其势居然也。且天下尝同心并力攻秦矣,当此之世,贤智并列,良将行其师,贤相通其谋,然困于阻险而不能进,秦乃延入战而为之开关,百万之徒逃北而遂坏。岂勇力智慧不足哉?形不利,势不便也。秦小邑并大城,守险塞而军,高垒毋战,闭关据厄,荷戟而守之。诸侯起于匹夫,以利合,非有素王之行也。其交未亲,其下未附,名曰亡秦,其实利之也。彼见秦阻之难犯也,必退师。案土息民,以待其敝,收弱扶罢,以令大国之君,不患不得意于海内。贵为天子,富有四海,而身为禽者,其救败非也。

  秦王足己而不问,遂过而不变。二世受之,因而不改,暴虐以重祸。子婴孤立无亲,危弱无辅。三主之惑,终身不悟,亡不亦宜乎?当此时也,也非无深谋远虑知化之士也,然所以不敢尽忠指过者,秦俗多忌讳之禁也,——忠言未卒于口而身糜没矣。故使天下之士倾耳而听,重足而立,阖口而不言。是以三主失道,而忠臣不谏,智士不谋也。天下已乱,奸不上闻,岂不悲哉!先王知壅蔽之伤国也,故置公卿、大夫、士,以饰法设刑而天下治。其强也,禁暴诛乱而天下服;其弱也,王霸征而诸侯从;其削也,内守外附而社稷存。故秦之盛也,繁法严刑而天下震;及其衰也,百姓怨而海内叛矣。故周王序得其道,千余载不绝;秦本末并失,故不能长。由是观之,安危之统相去远矣。

  鄙谚曰:“前事之不忘,后事之师也。”是以君子为国,观之上古,验之当世,参之人事,察盛衰之理,审权势之宜,去就有序,变化因时,故旷日长久而社稷安矣。

郑子家告赵宣子

先秦: 左丘明

  晋侯合诸侯于扈,平宋也。

  于是晋侯不见郑伯,以为贰于楚也。郑子家使执讯而与之书,以告赵宣子曰:“寡君即位三年,召蔡侯而与之事君。九月,蔡侯入于敝邑以行,敝邑以侯宣多之难,寡君是以不得与蔡侯偕,十一月,克减侯宣多而随蔡侯以朝于执事。十二年六月,归生佐寡君之嫡夷,以请陈侯于楚而朝诸君。十四年七月寡君又朝,以蒇陈事。十五年五月,陈侯自敝邑往朝于君。往年正月,烛之武往朝夷也。八月,寡君又往朝。以陈蔡之密迩于楚,而不敢贰焉,则敝邑之故也。虽敝邑之事君,何以不免?在位之中,一朝于襄,而再见于君,夷与孤之二三臣,相及于绛。虽我小国,则蔑以过之矣。今大国曰:‘尔未逞吾志。’敝邑有亡,无以加焉。古人有言曰:‘畏首畏尾,身其余几?’又曰:‘鹿死不择音。’小国之事大国也,德,则其人也;不德,则其鹿也。铤而走险,急何能择?命之罔极,亦知亡矣。将悉敝赋以待于鯈,唯执事命之。文公二年,朝于齐;四年,为齐侵蔡,亦获成于楚。居大国之间而从于强令,岂有罪也?大国若弗图,无所逃命。”

  晋巩朔行成于郑,赵穿、公婿池为质焉。

子革对灵王

先秦: 左丘明

  楚子狩于州来,次于颍尾,使荡侯、潘子、司马督、嚣尹午、陵尹喜帅师围徐以惧吴。楚子次于乾溪,以为之援。

  雨雪,王皮冠,秦复陶,翠被,豹舄,执鞭以出,仆析父从。右尹子革夕,王见之。去冠被,舍鞭,与之语曰:“昔我先王熊绎与吕伋、王孙牟、燮父、禽父,并事康王,四国皆有分,我独无有。今吾使人于周,求鼎以为分,王其与我乎?”

  对曰:“与君王哉!昔我先王熊绎,辟在荆山,筚路蓝缕,以处草莽,跋涉山林,以事天子,唯是桃弧、棘矢,以共御王事。齐,王舅也;晋及鲁、卫,王母弟也。楚是以无分,而彼皆有。今周与四国服事君王,将唯命是从,岂其爱鼎?”王曰:“昔我皇祖伯父昆吾,旧许是宅。今郑人贪赖其田,而不我与。我若求之,其与我乎?”

  对曰:“与君王哉!周不爱鼎,郑敢爱田?”王曰:“昔诸侯远我而畏晋,今我大城陈、蔡、不羹,赋皆千乘,子与有劳焉。诸侯其畏我乎?”对曰:“畏君王哉!是四国者,专足畏也,又加之以楚,敢不畏君王哉?”

  工尹路请曰:“君王命剥圭以为鏚柲,敢请命。”王入视之。析父谓子革:“吾子,楚国之望也!今与王言如响,国其若之何?”子革曰:“摩厉以须,王出,吾刃将斩矣。”

  王出,复语。左史倚相趋过。王曰:“是良史也,子善视之。是能读《三坟》、《五典》、《八索》、《九丘》。”对曰:“臣尝问焉,昔穆王欲肆其心,周行天下,将皆必有车辙马迹焉。祭公谋父作《祈招》之诗,以止王心,王是以获没于祗宫。臣问其诗而不知也;若问远焉,其焉能知之?”

  王曰:“子能乎?”对曰:“能。其《诗》曰:‘祈招之愔愔,式昭德音。思我王度,式如玉,式如金。形民之力,而无醉饱之心。’”

  王揖而入,馈不食,寝不寐,数日。不能自克,以及于难。

  仲尼曰:“古也有志:‘克己复礼,仁也。’信善哉!楚灵王若能如是,岂其辱于乾溪?”

袁州州学记

宋代:李觏

  皇帝二十有三年,制诏州县立学。惟时守令,有哲有愚。有屈力殚虑,祗顺德意;有假官借师,苟具文书。或连数城,亡诵弦声。倡而不和,教尼不行。

  三十有二年,范阳祖君无泽知袁州。始至,进诸生,知学宫阙状。大惧人材放失,儒效阔疏,亡以称上意旨。通判颍川陈君侁,闻而是之,议以克合。相旧夫子庙,狭隘不足改为,乃营治之东。厥土燥刚,厥位面阳,厥材孔良。殿堂门庑,黝垩丹漆,举以法。故生师有舍,庖廪有次。百尔器备,并手偕作。工善吏勤,晨夜展力,越明年成。

  舍菜且有日,盱江李觏谂于众曰:“惟四代之学,考诸经可见已。秦以山西鏖六国,欲帝万世,刘氏一呼,而关门不守,武夫健将,卖降恐后,何耶?诗书之道废,人惟见利而不闻义焉耳。孝武乘丰富,世祖出戎行,皆孳孳学术。俗化之厚,延于灵、献。草茅危言者,折首而不悔;功烈震主者,闻命而释兵;群雄相视,不敢去臣位,尚数十年。教道之结人心如此。今代遭圣神,尔袁得贤君,俾尔由庠序,践古人之迹。天下治,则谭礼乐以陶吾民:一有不幸,尤当仗大节,为臣死忠,为子死孝。使人有所赖,且有所法。是睢朝家教学之意。若其弄笔墨以徼利达而已,岂徒二三子之羞,抑亦为国者之忧。”

  此年实至和甲午,夏某月甲子记。